K. Vasilei京吹研究手稿(2):本体论

——浅论久一年至久三年北宇治吹奏部政治体制的一般规律

🔗原文由Kanis Vasilei发布于2024年6月12日

摘要

本文为研究生所撰研究手稿,回顾了目前吹学关于北宇治吹奏部的本体论系统阐述,提出并论证了吹奏部在久一年到久三年革命时期实行监护权力和行政权力并行的监护政治模式,同时对领队职位对吹奏部权力生态的利弊影响进行了评析。

关键词:吹学 本体论 监护政治

2.0 写在前面——为什么要研究本体论?

  作为本系列开篇之作,前一篇文章已经把吹学研究的范式和谱系都考察过了,其中提到:

  关于社团建设问题的研究统摄了本体论和本位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应该被视为吹学研究的前沿课题。

关于本体论和本位论的概念,笔者当时并没有立即展开说明,而是留待后文分解。为求简洁,本文将先讨论本体论问题;但是,在开始正式讨论前,有必要先对本体论-本位论的二分法做一番阐述。

  社团的组成可以划分为两个对立的范畴——本体和本位。假若我们把社团比喻成原子结构,那么本体即为各种基本粒子以及其间具体的联系,本位即为这些基本粒子间诸多联系的统一性——例如电子和原子核间的普遍电磁作用,就可以视为一种统一性的范式。从这个比喻出发,把基本粒子替换为主体(社员),把联系替换为主体间社会关系,就得到对本体和本位的简明界定。

  这个界定不是完备的——当我们在从原子出发时,已经提出一项预设,即社会关系的统一性,就如同基本粒子间诸多联系的统一性实际上为一系列物理定律一样,是从属于本体的。追求简明性往往会丧失完备性。就完备性的阐述而言,可能之后需要单开一章加以阐述;但在此必须先说明:本位之所以区别于本体,在于其瞄准的内容实际上超越于本体。在北宇治吹奏部,本位即为绝对的音乐。我们之所以愿意称其为本位,正是因为其统摄了本体。实际上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并不超越本体但仍然统摄本体的东西——那种幻想认为社团在完全意义上是自为的,其实只是无头的僵尸。即便在久〇年,“快乐吹奏”的吹奏部仍然需要靠绝对的音乐加以维系的。

  正是因为本体和本位之间存在这种逻辑上的对立,因此在作一般阐述时,在逻辑上,要么认为本体在先,要么认为本位在先——前者即构成本体论,后者即构成本位论。吹学研究目前习惯是就本体论问题给出意见。一般意义上的剖析,无论是从人物出发还是从事件出发,一般都是本体论式的,但仍然不是系统的阐述。关于社团建设的研究,出于其内在的问题意识,是给出了关于本体论的系统阐述。

  (这种阐述实际上是追求一种统一性,实际上是本体论中本体向本位的趋近运动;在本位论中,实际上也能观察到本位向本体的趋近运动。说到这里,必须指出,这个关于社团的普遍体系在范式上似乎与谢林观念论体系趋向一致——尽管起初构建该体系的雏形时,笔者甚至还没读过谢林的《先验观念论体系》,这一点也是后来读过此书才意识到的。谢林的理论,和他本人的思想一样,都有需要批判之处。笔者认为,既然自己注意到其中的相似性,即有责任指出以供诸位批判。)

2.1 绪论

  仅就目前《京吹学报》收录的文献来看,关于北宇治吹奏部本体论的系统阐述如下:

  高谭魅影(2020)1提出,吉川优子敏锐地捕捉到共和制已然无法适应北宇治夺取全国金奖的目标,于是着手将 “北宇治吹奏部共和国” 改组为 “北宇治吹奏部帝国”,废除声部会议,将权力集中在部长手中;同时,提拔高坂丽奈为领队,专门负责技术指导和形象担当,其实权高于副部长,几与部长平起平坐,乃是奥古斯都身旁名副其实的凯撒。这一二帝共治制度也是优子载入北宇治吹奏部历史的创举。

  南阎浮提往事(2024)2提出吹奏部“政治分裂的根源是权力的分裂”,将部长和顾问的权力比作皇权和相权之争,亦将高坂丽奈称为“狂热的保泷党宦官之首”,并认为部员异议乃黄前“怠政、懒政、消极应对”,“纵容保泷党、泷卫兵(宦官)和内阁党的矛盾激化”。

  星垂於野(2024)3认为吹奏部为神权体制,泷昇为“主教”掌握宗教权力,部长和干部掌握如吹奏部实际管理等世俗权力,亦以高坂丽奈的政治神学为出发点进行阐述。

  FoffeR(2024)45认为以往研究以还原论(Reductionism)方法作分析存在停滞性、主观性、不可回溯性,主张以整体论(Holism)为方法论,将社团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对部员造成的影响以及社团本身对其输出结果(比赛成绩及表现)的作用,提出“社团建设的基础在于变化”的结论以及“变化-规制衰败-结构转型”的动力学模型(下图所示)。

社团建设

FoffeR(2024)提出的社团建设的动力学模型

  除此之外,亦有研究指出如下观点,或多或少印证了上述本体论相关阐述:

  1. 从久〇到久三年,吹奏部逐步转为中央集权体制,主要体现在部长权威重新确立,其权势逐渐超越了声部首席会议6,乃至到久三年,黄前久美子已为大权独揽;

  2. 领队是伟大的制度创新,为钻研技艺且为部长铁杆的成员提供出路,同时还能扩张部长派系的权力,增大部长派系人望和对全社团影响,顺理成章地淡化声部长联席会议这种集体领导制而转向一个部长一个核心的体制。7

  3. 从久一年到久三年,吹奏部愈发为政治集团所主导,从久一年“三香”结成的政治同盟(后称“前三头同盟”),到久二年由校友结成的“南中四姬”,再到久三年以黄前久美子-高坂丽奈-塚本秀一政治同盟(后称“后三头同盟”)为中心的“黄前体制”,部内生活在政治集团的形成与发展中愈发起到中心地位。

  对这些结论,笔者是无意照单全收的。尤其对于上述第二点领队的问题,笔者认为领队的设立是大权独揽正式形成的标志,但该职务在久三年实践对社团建设弊大于利,应当考虑撤销。但是,为了更加清晰地阐述笔者有关本体论的意见,这些内容必须放到稍后的行文作为补充。

  笔者无意于对北宇治吹奏部作总体的本体论阐述。指望一个组织的本体论范式一成不变是天方夜谭。道理是简单的:既然本体论和本位论形成社团的一体两面,那么后者翻面必然导向前者的重构。因此,本文的阐述只能集中在久一到久三年,即由泷昇带来的革命时期。

  FoffeR关于泷昇在革命时期的地位的估计4是比较正确的,对于他如何引导和发展革命也讲得比较透彻,这里不加赘述了。泷昇最重要的成绩是带领北宇治从先前京都府赛铜奖(安慰奖)杀进全国大赛,实现了本位论上从无到有,从不可能到成真的突破,在政治上俘获和重构了久一年吹奏部全体部员。由于从无到有只有一次,此种俘获也只能实现一次,因此在久三年才出现高年级与低年级的巨大割裂,也是显学,这里不加赘述。然而,在革命体制建立后,泷昇便无意操心行政事务,例如在SunFes排练中不再下场指导,甚至在久三年其一部分权力已经让渡给领队高坂丽奈。必须强调的是,在革命体制下,泷昇为实现全国金奖目标实际上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但他对于行使此等权力采取极为克制的做法,基本上达到了他所称的“学生的自主性”(实际上也是政府的社团指导方针8)。因此,在此认为泷昇在革命时期实际上行使了监护权力。下文对监护政治作具体阐述。

2.2 监护政治

  泷昇在革命时期的监护具有如下特点:

  1. 对部门的行政事务不干涉;
  2. 对合奏本身谋求完全的领导地位。

  从久一年到久三年,泷昇在行使监护权力上基本维持了这个范式,甚至极少与学生有紧密交流。久一年革命体制建立的时候,泷昇甚至只会在合奏前后作为教师向吹奏部全体表达意见;直到久三年黄前大权独揽时,才跟老近卫们有些许交流。三年间泷昇维持了完全的超然地位,这意味着,泷昇不可能参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也不可能与任何一个人形成政治同盟。

  在这个意义上,认为泷昇作为皇权抑或教权实际上是有失偏颇的。首先,监护权力当然不能构成皇权,因为他的权力跟部长和干部们控制的行政权力不可能产生冲突。这是因为,在革命体制下,部长和干部控制的行政权力在本位论下不可避免地从属于监护权力,在冲金问题上任何行政权力都是无话可说的,因此自然无皇权和相权之争;认为泷昇为所谓“主教”亦有偏颇,但对于他掌握所谓“宗教权力”,即指向本位论,还可称为是一番道理。若要给监护政治找到现实中的对应,则应当指向伊斯兰的法基赫监护,典型情况为伊朗的政教合一制度。

  “部长失格”事件或许可以构成此番阐述的反例。但是,此事件核心仍然还是激进派高坂和温和派黄前的政治矛盾,这个矛盾尽管看似为“是否应该无条件相信泷昇”而起,实际上也不可能转移到行政权力和监护权力之间的对抗上。因为,黄前作为行政权力的代表,出于冲金的需要,绝不可能与泷昇正面对抗,顶多是以进言办法指望对其安排稍作调整。高坂也不可能代表泷昇意见——正如前文所述,泷昇不可能与任何人形成政治同盟。高坂的挺泷言论,只能说要么是她自己情感上不成熟的一厢情愿,要么就是“打着泷旗反泷旗”。

  这对高坂而言应当算极重的指控,但略观剧情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高坂作为领队的严厉,作为朋友的不近人情,对于泷昇在久四、久五届中人望实际上起到负面作用;而泷昇实际上没办法再通过另外一场奇迹般的“从无到有”来接续革命体制,更何况以黄前为首的老近卫还非常争气地夺取了最高荣誉全国金奖。

  那么,监护权力的运作与三年间行政权力的变化有无联系?自然会有观点认为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向监护权力靠拢。这种观点看似符合实际,其实未切中要害,多少沾了政治神学的意味。笔者认为久一年到久二年行政权力的集中化主要原因是作为分权的声部首席会议的衰败。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革命体制下,泷昇对合奏本身谋求完全的领导地位,而声部首席会议实际上就作为革命前合奏事务的领导机关,因此受到革命体制的冲击是自然的。反过来说,当关西赛前吹奏部普遍对泷昇有微词时,也是借由声部首席会议加以表达(《京吹》S3E9),亦说明了革命体制对声部首席会议的压制;二是,革命体制下以往松散的小社交圈子被更紧密的政治集团所取代,这些政治集团一方面是革命前的产物(如南中四姬),另一方面是经由革命熔炉所锻造的老近卫的跨年级集团。黄前在久二年借声部和职务之便打造的政治集团就是一个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黄前根本无需通过声部首席会议,仅仅通过集团内的“内阁”就可以实现对吹奏部的掌控。

  但是,即便从此作为出发点,亦不能认为这就是在向监护权力靠拢——实际上监护权力对于行政权力的变化并不关心;泷昇唯一在意的就是合奏冲金。吉川优子在久二年之所以废声部首席会议而转向中央集权,亦有她个人知天命识时务的成分——换句话说,她亦可选择保留声部首席会议在决策中的中心地位。后面就暂且按下不表,否则就要偏离本体论问题了。

  说回高坂丽奈。前文已经叙述过所谓“泷高”为虚言;但高坂此种一根筋在革命时期登上领导地位属于前无古人,为她开创的领队一职亦是极具魄力的举措。领队一职标志着吹奏部中央集权发展到大权独揽,这个职位实际上严重影响了行政权力的内部平衡,并在第一年实践中就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地震。下文将会对领队一职在行政权力内的影响加以阐述。

2.3 领队利弊浅论

  大量研究已经指出,至少在后三头同盟中,领队把握了巨大的行政权力。一方面,全体部员在演奏上直接向领队负责9,可以说领队在某种程度上代行了过去监护权力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由于冲金的任务,领队在后三头同盟中高于副会长,甚至凌驾于会长。正如黄前自己所言:“……所以就由社长和副社长负责维护人际关系,领队则专心指导演奏。”(《京吹》S3E1)实际上就是黄前和塚本处理高坂产生的麻烦罢了。乃至到高坂说出“部长失格”之前,黄前还要在公众场合尽可能顺应和维护高坂的激进路线以维持团结。可以说这个职位的分量已经到了过分的程度。

  设立领队完全可能是基于冲金的需求。由于泷昇不可能复制革命,就需要有干部推动一大批低年级学生参与冲金会战。高坂的斯巴达政策,按照她自己所言,是取得了成效,“比起去年,曲子的完成度也确实提高了”(《京吹》S3E9);但在另外一方面,集训指导老师的意见是“一个个都硬邦邦的,太僵硬”。笔者对乐器演奏中心境的重要性并不清楚,但从久一年泷昇训话来看,他是能看出来有心事的部员演奏状态不佳的。特别是对于北宇治吹奏部这样一个高压环境,主力部员精神状态的稳定性亦应当成为冲金的重要保障。因此,单纯论冲金而言,设立领队并没有明显的好处可言。

  更何况,领队的工作无非只是接替泷昇过去的部分工作;而最为关键的合奏工作仍然是把持在泷昇手中,他给出的指导和建议也才是最专业的,非高坂所能及。因此,领队能发挥的作用很难说大到什么程度,但造成的负面影响却可以很大。

  最为严重的是,领队的权力一旦放开,就会造成部员中行政权力与监护权力发生冲突的假象——这实际上是行政权力的内部分裂,它的来源可以如此表述:因为行政权力有意向监护权力渗透,因此监护权力也向行政权力发生同等的渗透,或者更简单一些,既已替天,则必行道。某种程度上,领队的位置确实让高坂丽奈丧失了判断力,她将高强度训练造成的普遍的紧张气氛误以为是鞭策冲金不可或缺的动力,为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在集训烟花晚会上,高坂竟然胆敢当着黄前的面让私底下对泷昇有微词的部员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接受审查,这显然已经是在公然逾越先前定下的权力分工。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领队在久三年也许还可勉强作为冲金的制度保障,但在今后已无存在必要,甚至可能成为革命体制瓦解,政治上硬着陆的决定性因素。鉴于革命体制在久三年以后已经缺乏可持续性,黄前的接班人应该着手进行温和渐进改革以尽可能保留革命成果。至于谁是合适的接班人,改革的策略与方针又如何,留待后续评述。

(作者Kanis Vasilei是联邦德国克莱登大学吹学专业一年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社团建设。)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