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recognize the dictates of the baton on stage,’’ one prominent member of the orchestra commented. ‘‘But we refuse to allow Karajan to behave like a dictator offstage. That would be pure fascism.’’
引言
在进入正文前，我想先声明一下我对所谓的“部长失格事件”的观点：
尽管在普遍认知中，久三年的“部长失格”是主要矛盾爆发点，但是笔者持不同态度。我认为所谓的“部长失格”，由于两位当事人未将具体对话和矛盾直接公开化，实际上并没有造成“事件”级别的影响，而高坂女士“部长失格”这一指控，本质源于三次悠风号soli选拔带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及这些问题最终引发的泷高集团与黄前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相比“部长失格事件”，我更愿意将这三场选拔引起的连续性事件与争议称为“悠风号战争”。
事实上，在音乐史上，有一个重大事件与北宇治“悠风号战争”的相似程度非常高，那就是1982年至1983年之间发生在柏林爱乐乐团与卡拉扬之间的“单簧管战争”，或者说“梅耶事件”。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对比这两场战争，从更多的角度去分析“悠风号战争”双方的功过得失。
“单簧管战争”
1980年-1982年之间，柏林爱乐乐团（以下简称BPO）进行了一系列公开试奏来选拔首席单簧管演奏家这一职务。在第二次试奏中，来自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Sabine Meyer（以下简称梅耶）获得了最高分（详见此处），并进入了柏林爱乐乐团的选拔试用期。在进行了一系列合奏演出后，时任BPO艺术总监的卡拉扬注意到了这位女性单簧管演奏家，并为她进行了一次单独的试奏，而在仅仅听了几个乐句之后，卡拉扬立即下了决定：任命梅耶为BPO的首席单簧管，并负责独奏内容。这一决断在当时引起的动荡远远超过了北宇治“悠风号战争”中泷升在关西大赛阶段指定黑江为soli的影响：首先，这是BPO历史上第一次有女性乐手将进入正编（同年稍晚一点也有一位女性小提琴家加入了）；其次，时年仅22岁的梅耶将要取代的是Karl Leister的位置，后者于1958年进入BPO，在单簧管首席的位置上任职的时间甚至比梅耶的年龄还长，这种反差可以说十倍于黄前与黑江；最后，卡拉扬直接干涉人事任免的行为违背了BPO的祖宗之法——与绝大多数乐团，尤其是美国乐团由艺术总监完全负责人事考核不同，BPO从18世纪开始就实行团员民主制度，用一人一票的方式决定是否接纳新成员，而在第一阶段的试用期结束后，BPO成员为梅耶投出的是反对票，其中的理由甚至匪夷所思地包括了BPO的更衣室中没有女厕所这一条。BPO成员的拒绝直接触动了卡拉扬的逆鳞，已经合作28年的双方第一次进入了直接对立阶段。
在一般认知中，到了这种几乎撕破脸的阶段，乐团的运行和演出应该陷入了绝对的混乱中，但是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尽管梅耶没有获得正式合同，卡拉扬依旧强行以编外人员的形式把她安排进了乐队名单中，并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通过乐团经理的一系列操作为梅耶争取了一份一年制的试用合同，且在1982年的美国巡演中指派梅耶作为临时单簧管首席参加了全部的演出。而更令人意外的是，在这样的对立中，BPO的美国巡演依旧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在《纽约客》1982年11月8日刊载的BPO卡内基音乐大厅演出乐评中，作者这样写道：“卡拉扬为坚实的柏林音乐传统增添了高度的音乐光泽。他的乐团在《大海》或《幻想交响曲》等作品中胜过最好的法国演奏家，在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或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中胜过最好的俄罗斯演奏家。”而这篇文章还专门提及了梅耶作为单簧管首席乐手的惊艳表现：“那位在开场演出中给人留下无比深刻印象的首席单簧管乐手是哪位女士？我不认为她的名字会是Karl, Peter, Herbert或Manfred中的任意一个（以上四位是BPO正编单簧管演奏家）。”这些故事似乎在告诉我们，尽管在人事任免的政治斗争中，乐团成员选择了绝对的对抗态度，但是在艺术上，又选择了对卡拉扬绝对的服从，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
而在1982年11月BPO结束演出回到欧洲后，乐团成员以77：4的选票再一次拒绝接受梅耶正式进入乐团。这一事件将团员和卡拉扬不可避免地拖入了全面战争中。暴怒的卡拉扬直接取消了BPO所有的唱片录制和音乐录像带录制计划，并宣布来年的萨尔茨堡音乐节他将会率领BPO最大的竞争对手维也纳爱乐乐团登台演出——这种行为的严重程度，我们可以假设一下，泷高集团宣布Sunfes中他们将会把天赋带到立华。而团员也采取了最极端的对抗方式：他们选择联名聘请律师与卡拉扬对簿公堂，诉讼卡拉扬对他们进行敲诈——毕竟乐手绝大部分编外收入都来自走穴外快和唱片分成。这种决绝的对抗，让我在京吹中想象相似的场景的话，就仿佛黄前集团直接找校方弹劾泷高集团一般。而历史却又一次告诉我们，在艺术家团体中，什么离奇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尽管BPO的乐手和卡拉扬白天都恨不得对让对方跪地求饶，他们却依旧在晚上亲密合作，为观众奉献最精彩的演出。1983年的一则乐评中写道：“当音乐家们走上柏林墙边的现代音乐厅舞台时，欢呼声和少数嘘声交织在一起。当这位74岁的指挥家出现在舞台底部时……这时并没有听到嘘声，但掌声也并不热烈。在没有任何炫技的情况下，卡拉扬先生用左手的流畅动作和右手指挥棒微小的动作，塑造了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和圣桑的“管风琴”交响曲的演奏，几位音乐家后来称之为近乎完美。最后，大厅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不再有嘘声……即使乐团已经离开，他们仍然欢呼不止，最后他又回到了空旷的舞台上第七次鞠躬。”在“单簧管战争”最为白热化的阶段，战争双方似乎依旧坚守着政治归政治，艺术归艺术这一原则。
而让这场“单簧管战争”最终告一段落的，是梅耶本人伟大的性格。在试用合同结束之前，她选择了主动退出以平息双方的怒气，并成为了一名单簧管独奏家。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尽管在管弦乐演出中单簧管是铁饭碗并在大编制作品中有着大量的独奏段落，但单簧管本身并不是特别热门的独奏乐器，相比钢琴和小提琴而言，为单簧管而作的协奏曲和奏鸣曲少得可怜。当然最终的结局还是比较治愈的，由于梅耶本人超绝的技艺，她成为了最成功的单簧管独奏家之一。在另一边，尽管卡拉扬和BPO团员之间的隔阂已经永久无法修复，但他们在艺术上依旧合拍，在卡拉扬生命最后的几年中，他和BPO录制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录音，而其中的30张唱片经过DG公司的精心制作，成为了cd时代古典乐迷人人都有几张，甚至一整套的“金标卡拉扬”系列。
“悠风号战争”之我见
回顾完“单簧管战争”，我来谈谈以史为镜之后，我对“悠风号战争”的一些简单看法。
首先，“悠风号战争”，毫无疑问首锅武田绫乃。可能是为了避免最终把书写成了麻辣教师GTO或者爆裂鼓手，武田以极其不合理的方式削弱了泷高集团的权力。本文中我一直把泷高二人放在一起说，是因为我认为泷升顾问身份——负责演出指挥、排练指导、曲目制定，及高坂女士的领队身份——负责日常训练、指导声部演奏，两者结合之后，正好对应管弦乐团中的艺术总监职务（的一半，像卡拉扬这样的真正的完全体艺术总监还要负责市场开拓、扩展影响力等等），当然这里不是说这两人能力不行，毕竟高坂还是学生（我记得是不是文化课火箭班来着，依稀好像看到过），而泷升也有教学任务，也因此尽管高坂的唯泷主义观感很差，我倒是觉得还是合理的，毕竟艺术总监自己的左手和右手肯定不能打起来。当然在更理想的处理中，这个唯泷主义的理由应该是艺术追求的一致性，而不是纯纯恋爱脑。在任何一个正常的乐团中，艺术总监都应该在艺术性问题上有着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尤其是泷升还拥有相比学生处于绝对高位的教师身份。然而在实际小说中，如果说久一年初来乍到的泷升受到挑战还有合理性的话，那么在久三年，已经将咸鱼北宇治带到全国铜奖，并且让吹奏部产生了“关西废金已经是极其苦呀西的事情”这一集体认知的泷升，及泷高集团权威性屡次受到挑战的情况，可以说是匪夷所思的。在涉及演出的问题上，泷高集团有着绝对权力才是正常的，就像高坂女士在爆论之前说的那句话一样，“能演奏音乐的大前提是尊重指挥者的意见，而怀疑这个前体就全乱套了。”正如上面的故事里，哪怕在斗争最严重的时期，在艺术性问题上，BPO成员依旧是唯卡拉扬马首是瞻的。
其次，泷高集团尽管在对竞赛的备战和训练排练的安排上是正确、合理的，但和乐团成员之间严重缺乏有效沟通。比如经典的悠风号大号参赛人数问题，明明泷升已经有了“我认为以之前的编成出场关西大会低音的部分不够浑厚。既然目标是全国，有必要扩大音量的上下限。光是高音夺目没有意义，所以我才将大号的人数增加。”这一明确有理有据的定案，他却从来没有主动向相关人员告知，或者通过高坂女士之口传达，一定要等黄前女士直接询问后才给出原因。泷高集团这种缺乏主动交流的行为会直接性地引起部员的猜疑，也是引爆“悠风号战争”的源头之一：这些安排明明都是可以公开宣布原因的。而到了后期高坂女士的盖世太保行为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缺乏沟通带来的问题。泷高两人作为实质上的艺术总监，在这一点上是严重失职的。
再次，黄前集团在政治和艺术的平衡中是严重越界的。可能有点反直觉，但泷高集团的确是充分体现了属于乐团中的民主性的：泷高从未插手过新部员的录取，也从未影响过成员对乐器的选择——要知道对一般的艺术总监来说，这两项也是属于他们的权力范围内的。泷高集团从始至终只做了他们分内应做的事情：选拔参赛成员，指导分组练习，进行综合排练。而相应的，黄前集团的手伸得有点太长了，典中典就是在久三年中久美子座下多名大将或私下或公开表示了对泷升艺术指导方针的不满，久美子本人也一定程度上进行了逼宫。这种行为其实在久一年就差点酿成大祸，典型事例就是高坂女士与香织的小号solo之争。在优子直球挑战艺术总监和其他社员风言风语的裹挟中，香织用着几乎是自我处刑的方式给其他人的闹剧收拾了烂摊子，避免了更严重的矛盾的产生，并在事实上第一次贯彻了实力至上主义在北宇治选拔中的指导作用，快说谢谢香织。所幸在“悠风号战争”中久美子和黑江之间本身没有直接矛盾，否则指不定在北宇治超白金一代就直接自爆了。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最根本职责上，泷高集团是成功达成的，而黄前集团是存在一定程度失职的。前面多次提到，艺术总监在乐团中应该是说一不二的，那么如何凝聚这种向心力呢？在成人世界的管弦乐团中，我认为主要是来自两种动力：一是达成更高的艺术成就，二是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卡拉扬之所以无论怎么作，一走上指挥台就能获得乐团成员无条件的服从，根本原因就是，只要跟着他混，一方面一定能磨炼更好的技艺，奉献更精彩的演出，乃至留下名垂千古的录音，另一方面则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和流行音乐明星一般开豪车住豪宅。而在北宇治的学生吹奏乐团中，前者是共通的，后者则应该替换成情绪价值，这也是符合成年人对经济利益和敏感的高中生对情感的不同诉求的。在第一个问题上，泷高集团作为实质艺术总监，无疑是成功，甚至超额完成任务的。黄前久美子纪元的三年里，“想要吹得更好”是贯穿所有人的成长历程始终的。那么大家吹得更好了吗？这是毋庸置疑的，在久三年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完成了应有的成长。而在最后，心心念念的苦呀西也变成了全国金奖；尽管泷高的很多行为都有改进空间，但他们的职责是完美完成的。而到了黄前集团这里，首先我认为，久美子及其座下几名大将，是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了部分音乐总监的权力的：部长副部长这种社团性职位，出现在乐团里本身就很奇怪吧，现实里一个近百人的管弦乐团，实际上真正的“官”无非就是艺术总监和乐团首席（Concert Master）两个而已。而分享了人事、财政等部分权力的黄前集团，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就是在前面提到的为部员提供情绪价值。久美子一直追求的吹得更好，一直在心里和自己较劲的soli之位，于个人角度当然是重中之重，但是对整个乐团来说，影响真的非常有限。这一点其实在久一年和久二年的变迁中就看得出来。尽管理论上说久一年成绩是全国铜，而久二年成绩是关西废金，但在吹学分析中这两者其实差距真的很小：一般认为久一年的成功来自奇迹合奏和最大竞争对手的黑天鹅事件，而久二年的失败源于选曲不当和伞霙之间客观的实力差距。然而仔细想想，此消彼长之下，其实两年真正的差距，说不定也就只有一两个名次而已，我们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为三香之力和夏优组合的历史功绩是相近的。这就衍生出了一个问题：三香之力分别是各自声部数一数二的好手，而夏优两个，恕我直言，就是A编中的菜鸡水平，为什么没有带来本质区别？而之所以个人实力完全不匹配的两代领导人能达成近似的成就，我认为其原因就是夏优为伞霙提供了足够的情绪价值。到了久美子这一代领导人，说实话，久美子本人在“悠风号战争”中陷入了严重的自我内耗中，而黄前党部分成员更是在给泷高集团的艺术指导方针拖后腿，在情绪价值这一点上是失职的。当然幸运的是笔在武田手里，所以久美子最终依靠伟大的性格破茧成蝶，完成了自我救赎，拿下了这个为了包饺子结局也必须要拿下的全国金。
再者，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这点在现实的“单簧管战争”中贯穿了始终，在北宇治的“悠风号战争”里也得到了验证。尽管中途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干扰，泷高集团负责的艺术部分还是做到了令行禁止：该改的人数分配改了，该设计的比赛路线顺利走完了，该内卷的练习和排列都疯狂卷起来了，该进行的选拔也都真正按照实力至上主义完成了，艺术上久三年超白金一代果然成功了；而在另一方面，政治问题上尽管泷高集团和黄前集团都各自埋了一地的地雷，但是在久美子的英明带领下，能排最后还是排了，理论上排不了的也都成哑炮了，皆大欢喜的结局达成了。
最后，只有京吹才能救武吹！
